江湖“刀客”3
在绑架案中，经常会发生一些在今天看来是丧失原则的事，刀客与人质之间“是非”界限相当模糊。事情发生在前文提到的、被刀客铡死的富绅韦献臣身上。樊村人段升绑了韦献臣的生父韦圭恩，押到山中。段升慑于韦献臣的名气，没敢亏待韦圭恩。韦圭恩因为目睹了刀客“可怜”的一面，所以被赎回后语重心长地告诫儿子：“这次刀客拉我上山，人家没亏待我。他们实在是困住了，没啥吃的，自己饿肚子还想着法子叫我吃饱吃好，他们绑票无非想弄几个钱，可咱家花几个钱算啥，以后遇到这些人，不能跟人家过不去。”
一次段升进城，正撞上时任县征稽处处长的韦献臣。于公于私韦献臣都该抓了这个刀客，可他没有。当时场面挺戏剧化的，韦献臣一把搂过段的肩膀，进了酒家吃肉喝酒去了，开口闭口江湖义气，一个发愿一个起誓……
１９２４年攻打韦献臣所在的寨子村那次，段升的队伍也参与了。当大匪首吉长升决意整死韦献臣时，段升本能地出面了：“不能杀，他是个大好人呀！”他以身相护，和韦献臣一起倒在血泊中……很烈很残很酷的情景吧？如果当年那一幕拍成电影，看过的人一准儿下结论：这刀客，够哥们儿！
我们常常模糊是非标准，尤其对刀客。在这一点上，连老外有时候也免不了。１９２２年，美籍牧师安东·伦丁遭河南土匪绑票。在这次经历中，他竟然对中国土匪留下了诸多好印象。
中国土匪史上最出彩的一次绑架案，是１９３２年８月东北土匪干的。土匪绑架了两个英国公民后开出了天价：波利女士的赎金是７０万大洋，科克伦先生是６０万大洋，外加１００支步枪、１２０把左轮手枪、２挺重机枪、数万发子弹、２００盎司上等烟土和戒指、手表等。
土匪还提出一个释放人质的条件：如果日本人一周内从东北滚出去，可以无条件释放人质。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０日，日本人为了“不给英国人干涉东北事务找借口”，付了赎金。
洛宁土匪没有政治性，他们的绑票主要针对普通人家。亲属一般不会考虑其他问题，只要能够支付所列价格，还是肯妥协的。一般来说，赎金都有讨价还价的余地，期限也可以松动。有时候，一盒纸烟也可换回一个土票的性命。
还有一分钱不花就赎回人质的。城村村民张合龙说，他们村的二毛子（张云生的乳名）十来岁时，被宜阳刀客冯兆祥绑到了赵堡。冯兆祥派人来传话说必须送一麻袋大洋去赎人，拖一日就割鼻子。当时张家有水旱田２５顷，算是个殷实人家。张家长工丁成志说：“我去宜阳领票。”他没带大洋，袖里藏把刀独自就去了。十多天后，二毛子回来了，一根毫毛没损，一个大洋没花。原来丁成志也是刀客，黑吃黑！张合龙说，丁成志十分厉害，他把刀架在冯兆祥的脖子上，最后把雇主的儿子救了出来。
长水乡后湾村的宁老七绑票时竟吃了窝边草，把他的干爹给绑了。宁老七在给干爹家的信中称：（我）意欲扩充实力，因钱财不足，干父深明大义，愿助一臂之力，望前来磋商。其干爹也附函一封，语气像是里应外合似的：困难再大也要筹措重金，望诸子、贤侄从速。
宁老七最后用干爹换了三布袋大洋。靠干爹的“资助”，宁老七一下子买了百十支长枪，队伍一下子比先前阔气了许多。
１８６２年（清同治元年）４月２０日，捻军张乐行部转战到豫西，他们一路浩浩荡荡，经过洛阳，攻陷宜阳，向永宁（今洛宁）杀来。捻军一路唱着队歌前进，那歌词大意是：“少做袜子，多做鞋，等候八月我再来。”
１８５７年４月捻军就曾到过洛宁，当时他们有２０００多人，是被清军追击而暂避于洛宁的七里坪。那次捻军只顾与官兵周旋，倒没过多扰民。１８６２年捻军重返洛宁，打进了王范镇。据地方志记载，当时“男子横死街衢，妇女填井中皆满”。自此之后，随着中国社会的逐渐病态化，洛宁土匪蜂起，匪患不断。
《匪徒》一书作者埃瑞克·霍布斯鲍姆说：军阀混战时期的中国，匪徒的数字相当庞大。东北三省匪徒人数占全部人口的比例高达０．５％～０．８％，而河南与山东的这个比例是１％，这还不包括中国境内的１５０万名士兵———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收编过来的土匪，或者干脆就是土匪。
一个洛宁人说：“当年有一点儿法，谁肯做匪？”捻军在洛宁数次“亮相”，没起好榜样。至今，洛宁人提起捻军，印象一般。被捻军打过的王范镇，也被太平军骚扰过一次。王范镇为求自保，用一个月时间突击筑寨，取名“云盘寨”。寨子筑成５８年后，被本土的杆子再次蹂躏，王范镇的经济数年翻不过来身。
“驱民为匪的最主要原因是饥饿。”我试图在洛宁为埃瑞克·霍布斯鲍姆的这一论点找到论据。
同治元年到三年，洛宁连续三年蝗灾；光绪三年，洛宁大旱；光绪四年，斗米价格涨至五千文。于是，洛宁出现了罕见的人间惨剧：“人相食，有父食其子，母食其女，夫食其妻，人死十之七八。”
在这种“人相食”的情况下，刀客就不可避免地大量出现了。洛宁被抢光了，没吃的，刀客们就到宜阳、卢氏、嵩县、洛阳去抢。在特定社会特定时代和特定的环境下，民变匪的速度非常快，他们并不像《水浒传》中１０８个英雄人物那样，先有曲折的故事，再被迫上梁山。
除了为活命走上歧途的刀客外，也有些人是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成为刀客的。
李其芳是洛宁最具影响力的刀客之一，他杀过富人也祸害过平民，他打过国民党，打过小日本，还拿下过洛宁城。他沦落为匪的直接原因，是突然杀人。事情发生于１９２３年春，当时李其芳与几个小伙伴在村后砍柴，路遇一个外乡人。那人骑着马，腰里别着手枪，肩上挎一长枪，沿着涧河边走。
李其芳和几个伙伴先是好奇地跟着那人，那人也不曾在意。到一拐弯处，李其芳突然抡起扁担，将那人打翻马下，接着抽出斧头，三五斧结束了一个生命。整个过程像一个职业刀客在例行杀人。突然的暴力吓跑了几个同去砍柴的伙伴。李其芳牵着马挎起枪，没事一般地回村了，那年他１９岁。无论在任何朝代，李的行径都可以定性为：故意杀人罪。
再来看看李其芳犯罪前的处境：李其芳读过三年私塾，能识字。１４岁时，父母双亡，李其芳遂到本族伯父家“扛长工”。伯父视其如子，家中大小事，都放心托付他掌管。李家虽是布衣之家，但衣食无虞，远远不到非做刀客才能活命的地步。李向伯父说了实话，善良的老人被吓得不得了：“你小小年纪胆敢杀人，你走吧！”
结果怎样？李其芳二话没说，就骑马挎枪投奔他的叔叔李相元去了。李相元是刀客头，收容了他。
李其芳由民变匪的理由充足吗？他杀人的动机是什么？没有恩怨，没有事先预谋，那个外乡人甚至连招惹他都没有。李杀人的原因可能是贪恋人家那套行头？要枪干吗？自用还是换钱？多种推想都无法完全让人信服。我有时干脆认为：李天生匪性。
有一种可能是，民国初年的匪徒猖獗给了李其芳一个外部刺激，这是外因。同时李其芳这个案例说明，一个人被迫还是自觉为匪，与其道德操守关系密切，这是内因。饥荒导致不稳定，但饥荒只是匪患的土壤。
尽管湘西有一个“土匪村”，尽管豫西被著名作家姚雪垠称之为“土匪世界”，尽管李其芳一大家子（叔叔及三个堂弟）都是杆子头，可说到底，想为匪和已经为匪的人还是少数，即使一些已经为匪的也时刻向往着招安。“血战所得”并不能使所谓的刀客生涯富得流油，多数刀客没有财富积累，更多的时候他们风餐露宿，颠沛流离，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。刀客们的生活和收入，并不比老实种地的农民好到哪里去。
李其芳打下洛宁城不久，就被招安了。辛亥革命元老张钫任命李其芳为团长。当上团长后，李其芳对部下管束得很严，谁吃喝嫖赌，他狠着整。后来，他率领所部开赴山东抗日前线。在战场上，李其芳这个昔日的刀客头杀敌亦凶狠，腰、腿两处都曾挂彩，伤愈。１９４４年４月１８日，李其芳被自己人阴谋设计杀害。
李其芳１９岁杀人夺枪，成了一个杀人犯；后来他当上刀客头儿，还打下了县城；在抗日战场上，他又玩命打鬼子。这样一个人，该如何评价？也许他的复杂该归因于他所处的那个病态社会？
再来看李其芳堂弟李元周的“匪变官”案例。１９３１年，国民党洛宁县府认为杆子首领李元周可资利用，遂委任他为第四区区长。李元周摇身一变俨然一副国民党官员架势，张罗着收捐收税，出席各种仪式，还担任“剿匪队长”一职。不过此人后来还是反了———“官变匪”。
不妨看看李元周为官前的一次杀戮记录：１９２４年，刀客首领李相元被张村红枪会打死。翌年，李元周率部袭击张村，把５位村民抓到下高村。在李相元墓前，李元周命人砍下５个村民的人头，摆成“十”字形，祭奠李相元。
李元周滥杀无辜，却被国民政府“既往不咎”地委以官职。在任职期间，他还趁机做起烟土生意，大赚了一把。
宁老七的刀客生涯比较离奇，这种离奇一半是政府使用法律的随意性赋予的。
宁老七１２岁时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儿。中国土匪中占第一位的便是无业者，而宁老七是一个典型的无业游民。从１３岁开始，宁老七就跟着一个刀客闯荡了。１７岁时，宁老七独自回洛宁自立山头。宁老七沦落为刀客，当为生计所逼。
１９２０年，宁老七１９岁，他想要个老婆。听说韩沟朱贵泉有个漂亮女儿，宁老七就率部把韩沟寨团团围住，命部下齐声高嚎：“不要钱，不要寨，快把朱家闺女交出来，不然破了寨……”朱家人闻知，都哭翻在地。无奈，朱家人用绳索将女儿送至寨下，众匪得了压寨夫人，扬长而去。宁老七不仅自己要老婆，两年后，还抢了陕州（今三门峡）４０多位女人，给手下骨干每人配发一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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